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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历史深海中 探寻中华文明密码谷中风

春、秋,本是时间概念、自然概念,但在中国的语境里,这两个字连在一起,就产生新的内涵,让人想起一段激荡的历史、一个不朽的时代、一种璀璨的文化精神。作家李舫在她的历史文化散文集《大春秋》中说,“春秋者,时也,史也”,并把春秋称为“中国历史的大时代”。这部以“大春秋”为名的书,分为“士”“脉”“道”三辑,以文学的名义,穿透历史的深邃,打捞记忆的碎片,书写岁月的留白,探寻文明的密码。

传统的士人,大体相当于今日的知识分子。他们的文化创造、精神追求和气质面貌,构成了中国文化史的骨架。在这部散文集里,作者李舫采取心灵对话的方式,描摹了扬雄、嵇康、陈子昂、韩愈、苏轼、李贽、王夫之等士人的精神画像,以及因他们的志业而得以薪传和丰厚的人格气节和文化精神。

作者如高明的画师,信笔涂抹,便抓住了被画者的神采。她笔下汉代的扬雄:“手握一捆又一捆细细瘦瘦的简牍,焦灼地走在长长的甬道上”,寥寥数笔,“知我者谓我心忧”的中国士人经典形象,跃然眼前。她写魏晋的嵇康:“像一只孑然独立的大鸟,与乌云一道在电闪雷鸣中穿梭。他龙章凤姿,不自藻饰;他悲愤幽咽,慨然不屈;他昂首嘶鸣,浩气当空;他弹琴吟诗,自足于怀──雷电为他的翅膀镶嵌了一道璀璨的金边,他踏着阵阵松涛,宛若深山中狂飙的雄鹰”,这正是一幅魏晋士人桀骜不驯,搏击乱世,张扬个性的图景。她写初唐的陈子昂:站在幽州台上,极目远眺,“历史和现实渐渐在他眼前和心里纵横交错,对历史、对人生、对世界的旷绝尘嚣的悲哀和绝望,渐渐弥漫在胸中”,酝酿成了千古绝唱《登幽州台歌》。她写李贽:“想要用自己枯瘦的双肩托住黑暗的闸门,放久被压抑的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,可是,过于沉重的闸门却非李贽的双肩所能承受。这一刻,这黑暗的闸门终于重重地落了下来”,先觉者的悲壮,令人眼热心动。

我以为,这一束文章犹如别具特色的传记,作者始终紧扣传主的生命历程和文化成就展开,并给予了精到的点评。比如,她写苏东坡,论其“豪放”,是“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,让创造力充分自由地活动,既如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泼,同时又很严谨地‘行于所当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’”;论其诗文,诗词以博喻为特色,散文“特别善于把握生活、生命中一个瞬间的感受、领悟,用极轻快的笔调写出,为人世间留下种种欣悦的飘忽一瞬”;论其书画,书法“字字丰润”,看似随意柔和,实则刚硬其内,绘画则强调精神的表达,提醒后世的画家不断追问艺术的本质。同时,这些文章又不囿于一人之际遇、一文之得失,而是力图勾勒岁月流逝中中国士人精神的延续。因此,作者写到陈子昂的《登泽州城北楼宴》时,将其与李贺的《长平箭头歌》相比较,写到陈子昂的诗文特色时,又特意点明其对王维、孟浩然、杜甫等的深远影响,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振凋扶敝、开风气之先的重要意义。写到韩愈的潮州岁月时,又借苏轼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“匹夫而为百世师,一言而为天下法”之感慨,道出了韩愈对于中华历史文脉的塑造。这样的写法,以个体透视群体,以诗文呈现精神,把几个片段故事连缀成了一部中国士人的精神史。

时间和空间是历史最基本两大元素。时间是民族的年轮,山川是文明的地标。《大春秋》里的中华文明是流动的,也是立体的,既逝者如斯地奔湧不息,又巍然如碑般卓然矗立。

作者以纵横捭阖的雄健的笔力,引导着我们穿越岁月走廊,游走中华大地,在中华文明的沃土打下数眼深井,汲出汩汩甘泉。且看,孕育了远古文明的仰韶,治癒心灵的呼伦贝尔,凝重而空灵的巫峡,繁华如梦的长安,顾盼生辉的杭州……古老地理空间里鲜活的人文气息,叫人思接千载,神往不已。再看,百家争鸣的稷下,宋辽会盟的澶州,觉醒年代的北大,抗击外侮的腾冲……一个个地点,或已远去,却永驻史册,如中华民族国运跌宕的枢纽,给后世子孙提供了智慧和力量的渊薮。

中华文化博大包容,中华民族多元一体,中华大地物华天宝,这是早已载诸史籍、为世人所公认的。但是,历史的魅力、文明的神采,值得也需要反复书写和品读。写作者的立意、境界,足以激活史事史魂,赋予其新的意义。在《大春秋》中,作者自问:文学家笔下的历史何以不同?答案是:文学家书写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,说到底,就是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和勇气。换言之,即从求真的历史启航,抵达求善的信念彼岸。在这本书中,作者正是从个体文化感悟出发,融诗、史为一体,生发出许多新的感受。比如,《大道兮低回》一文,截取了北宋景德元年这一历史片段,深描“澶渊之盟”来龙去脉,解析宋真宗的治国方略,总结出:“中华民族将一切可能纳为己有,爱其所同,敬其所异,和而不同,沉淀于心,又外化于行,成为具有强大稳定性、延续性、发展性的中华文明,并造就了中华文化博观约取、海纳百川的精神格局和精神气度”,“和衷共济、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,也是古老东方的文明精髓”。

文字是思想的容器,也是情感的外衣。读散文,既是读内容,也是读文风。事实上,散文的成败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风。在我看来,《大春秋》的文风与题材具有某种特殊的同一性,成为这部散文集的一大特色。《死生契阔,与子成说》中有这么一段:“很多时候,我等待着,等待着两千两百年前的那场大雪将我尽情覆盖,等待着我的扎赉诺尔人来找到我,抚摸着我的胎记,对我说:看!这就是我走失的亲人。我是一个流落人世间的孩子,不知冷暖,不知困乏,不知家在哪里,我迷失在这个世界上,如同困兽在丛林般的世界里徘徊。我就这样,等待着那个人裹挟着雪花找到我。他没来的时候,我的一部分还没有复活;有一天他走了,我的另一部分也开始死去。”这是诗的语言,写出了呼伦贝尔诗一般壮丽的景象,更写出了呼伦贝尔在作者心中诗一般圣洁的存在。我想,作者对文字必是有高超的驾驭能力,这才为几乎每篇文章都找到了属于题材的文风。因此,写呼伦贝尔、藏地高原的圣地秘境时,文风开阔、浑厚、超拔、空灵;写到成都、杭州的人间繁华时,文风又变得细腻、婉转,充满烟火气,有效地调动了阅读的积极性。

此外,不少文章的结构也别出心裁。《成都的七张面孔》和《霓虹》写的分别是成都和吉林,二者分别是西南和东北重镇,可写的实在太多,以数千字的篇幅,收纳古今,叙事抒情,端非易事。作者构思精巧,用七张面孔描绘成都风情:诗歌成都、神秘成都、生态成都、美食成都、安逸成都、财富成都、创新成都。又以七种颜色统摄吉林时代风貌:“绛紫”喻示着通榆县脱贫后欣欣向荣的气象,“蔚蓝”描绘了查干湖冰雪渔猎的盛况,“雪白”是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鹤舞莺飞的吉祥景象,“桃红”象征着松嫩平原生态链的复建,“碧绿”告诉人神奇长白山的繁华,“金黄”折射出舒兰大米丰收的喜悦,“油黑”升起了肥沃黑土地发展的风帆。

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编排考究,每篇文章之前,均附了一首和文章内容相关的诗文。读其文,颂其诗,我们愈发沉潜于大历史大文化的景观之中,目不暇接,流连忘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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